中国人为什么爱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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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6日,杭州一个加油站出现事故,几名路人通过围栏缝隙看热闹。图/李建刚/东方IC

中国人似乎是全世界最爱看热闹的民族之一,那些吃瓜群众代表的是“无责任、无判断、无担当”的三无心态。

文丨宋爽  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

嗑着瓜子,看着热闹,没有比这更心旷神怡的事情了。即使是道德上最完美无瑕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有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不那么光彩照人的渠道来找点乐子,寻求一些安慰。没有几个人会不乐于听见成功人士突然破产、美女明星承认整容、抛弃自己的前任被现任劈腿等消息。尽管这听上去卑鄙又阴险,有幸灾乐祸之嫌,但爱看“热闹”属于人之常情——当然,处于“热闹”之中的当事人心情就不那么好过了。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这种倾向性。“人类对有些事情,比如性、八卦,比对国际争端等严肃话题的兴趣更大。这和人的原始欲望有关系,它们会让人产生兴奋感,产生多种引发愉悦体验的神经化学激素。这种看‘热闹’不仅带来心理满足,也带来生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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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一辆面包车,一辆小货车、一辆电瓶车被淹在铁路涵洞中。图/郭广宇/CFP

01

不论贫富,都会吃瓜

在彭凯平看来,“吃瓜群众”不是什么值得追捧的词。它代表的无非是“无责任、无判断、无担当”的三无心态。“看热闹和他个人没有利益冲突,这正好可以满足吃瓜群众的诉求,比如填补空虚的内心、消磨时间,给自己找点事情干。”

乍一听,吃瓜群众简直有点不可救药,但产生围观诉求是合情合理的,“看热闹”属于人类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人们在遭受困难与挫折时,做一个吃瓜群众看看热闹,能够减轻或免除精神压力,让人恢复心理平衡。简单来讲就是,当我们生活不如意、活得不如别人的时候,就会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

“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就包括酸葡萄心理,”彭凯平说道,“人们通常会说,你看那些名人和成功人士,他们其实活得没那么好,只是看上去好而已,谁还没有烦心事,等等,聊以自慰。因为人是需要自我平衡的,我们需要把自己想得很好、受人尊重,而实现这一心理需求就需要借助社会比较、社会关系来满足自我认识。我们之所以关注别人,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自己。通过别人的样子,能更好地了解和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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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马精虎作品《围观》(2013—2014)。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为“镜像效应”。“人们会把他人当作镜子,如果别人过得很好,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显得自己过得不好,这就让我们不开心。人们会倾向于忽略这件事情,这就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否认;而如果别人过得不好,我们就越发想去关注他,甚至关心他,因为这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我们过得很好,至少没有遇上太大的灾难或羞辱,这对我们的自尊心也是一种补偿。”

王宝强事件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是因为它戳到了人们的痛点。一个明星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被劈腿、被敛财,情节跌宕起伏犹如狗血连续剧,这让人在为他心痛之余,也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自我疗愈感。人们会想,“虽然我没那么多钱,也没人认识我,但毕竟我老婆还睡在枕边,我的钱还乖乖地待在卡里”,很多人头一次对自己本来并不如意的人生产生了认同和满足感。

“心理的弱势群体是吃瓜群众的主要组成部分”,彭凯平指出,在很大程度上,吃瓜群众不分社会阶层和经济实力,他们需要通过不断地比较、观察别人的生活来获取对自己人生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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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冰冰参加马拉松活动,围观群众挤得水泄不通。

02

吃瓜群众有一种危险的道德优越感

彭凯平认为吃瓜群众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危险性来自围观者对被围观的人所产生的“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

“当人们相信自己的道德比他人高尚时,便会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并且会自动认为这么做合情合理、天经地义。历史上发生过的大规模残杀就是道德优越感的体现。犹太人被迫害,正是因为德国人认为自己在道德上比犹太人高尚许多,所以灭掉这些人是应该的;侵华战争时,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很肮脏、很懒,同样会产生道德优越感;‘文革’时,自诩为工农子弟的孩子对出身不好的人实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行为,打他们、杀他们、灭他们,都是源于对自己的阶级所产生的天然的道德优越感。”

这就是“道德执照效应”(morallicensing),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做了好事之后再让他做一点不道德的事情,他就会心安理得了。就像一个想减肥的人,在认真锻炼一整天之后,就不会为晚上吃了一个冰激凌而感到无比懊悔,毕竟他已经锻炼了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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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9月12日,沈阳,看热闹的人群。图/CFP

中国人似乎是全世界最爱看热闹的民族之一,不论从心理距离还是物理距离,我们希望和别人离得越近越好,对各种事情掺和得越多越好,在这种无边无际的纷纷扰扰之中,人们不可思议地获得了自我认知,尽管这种自我认识几乎完全来自和他人的比较,以及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但最终还是达成了某种微妙的心理平衡。

“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让我们没有太多的个人和社会、他人的距离感。我们喜欢和别人的生活连在一起,喜欢关心别人的事情,这和中国的农耕文化有关,也和我们的教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彭凯平说,“哪怕出趟国我们都说要代表中国,而不是代表自己。”

此外,彭凯平认为中国人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我们愿意把很多事情用道德来判断,包括对人性的基本规律以及社会的自然规律,我们都想赋予道德判断、道德意识。”

而这些特质叠加,就显得国人尤其爱管闲事、爱八卦,不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在工业化比较早的国家,人们更早意识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有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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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武汉国际车展,车模露点任人拍,引发大批观众围观。

03

吃瓜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

不可否认,吃瓜群众的存在仍然具有合理性。对于每一个看热闹的人而言,潜意识里仍然对社会事件持关注态度,并且认为社会是需要公平和正义的,这对于个人自尊的实现以及心理平衡有很大裨益,所以在满足个人心理健康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彭凯平认为,从社会角度而言,围观的负面作用大于其正面作用。“围观有时会破坏距离感、规则感和法律感,会造成对他人的伤害、对社会正义的伤害、对隐私的侵犯,甚至出现大规模的集体迫害行为。”

而另一种围观,诸如微博、朋友圈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大量转发所带来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关注度,在某种意义上也的确推动了社会进步。对此,彭凯平的态度颇为谨慎。“这是不争的事实,当人们面对社会突发事件时,尤其是我们能够迅速对事件做出价值判断时,大规模的集体行动的确会产生较大的作用,但反过来这也是个悲剧——那么多社会事件为什么需要老百姓的围观、靠草根群众的振臂一呼才能获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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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浙江舟山一男子欲跳楼轻生,众人围观,一名乞讨为生的残障人士在楼下大声劝导。

彭凯平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群众围观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从长远角度讲,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事情,也算不上进步。

“这反而说明我们其他的诉求渠道不畅通,”彭凯平说,“我们竟然需要靠媒体上的群众起哄来解决问题,这是个悲剧,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这样的事情越少越好。中国需要建立真正的媒体监督机制、真正的民主沟通交流制度,围观绝不是长久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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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宋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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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作者原配图

责任编辑:谢蜜蜂、林立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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