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何谈遗忘?


200000。22。8。

岁月之镰越来越锋利了。它收割着那些日渐枯萎的生命,毫不费力。

80年之前,收割她们的是屠刀。日本人的屠刀。

在屠刀落下又挥起之间,200000后面少了多少个0?没人知道。就连200000这个数字,也是估出来。

剩下的都是些强劲的生命,在血泊与耻辱中艰难存活。

一群年轻人与岁月赛跑,想在岁月之镰下抢夺回一些记忆。这些记忆可以证明一段历史,可以证明一些鲜活的生命确实存在,但她们曾遭遇了日本军人的非人对待。

到2012时,曾经的200000,已变成了22。

5年之后,变成了8。

很快,就会变成0。

01


很多时候,她们默默地坐着,看着外面的世界。她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仿佛又与这个世界无关。

老屋。老墙。门左边,三把椅子,两把空着,老人枯坐着。门右边,六七岁的小姑娘捧着一个手机,看得入迷。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走向老人,往她手里塞了一个东西,兀自走开。老人用手感受了一下,又看了一眼手里的东西。没有一句话,没有转换一点表情。像一滴雨落在草叶上,草叶动了一下,雨滴滚到地上。只一瞬,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但两个世界,却有了一次美好联结。


目睹这次联结,我内心生出一些温暖。


一棵巨大的树,枝叶茂盛。树荫下,一群人,有各自的光阴。围在一起打牌。在吊床慢慢晃着。用刀砍椰子皮。老人坐着。一只母猪拖着两排下垂的奶头,从她椅子背后慢悠悠地踱过去……


这悠闲的日常图景,让我想起了儿时的家乡。


但是,只要激活那段记忆,这些都不复存在。


林爱兰奶奶,虽然只能靠拖着椅子挪动身体,讲起话来依然能感受到她的刚烈之气。但提到母亲被日本人抓住,扔进河里,立即泣不成声。


痛到无法言说。


“我不说了,不说了”,毛银梅奶奶说。


“不说了,不说了”,李爱连奶奶说。


奶奶们的世界里下着瓢泼大雨。


我身体僵硬,泪流满面。一旁的女儿,也在擦泪。


片尾,32099个众筹名单,密密麻麻地滚动。不到20名观众,悄无声息地注视着这些名单。没有一个人动。只到屏幕上最后一个字消失。


从电影院出来,走在刺目的阳光下,我心里很空。


空。


没有悲伤。没有仇恨。没有任何一种情绪。只有空。


那种本该有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的空。

02

慰安妇。这个词汇我并不陌生,但也没有了解更多。


我手中的这本书《慰安妇》,封面上有一句话:


“写作这本书是为了抵抗遗忘”。


为了抵抗遗忘,很多人作出非凡的努力。


1997年,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出版。她在书中报道了南京大屠杀和当时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强奸,亚洲各国数十万计的妇女成为受害者。


2007年,德籍以色列裔汉学家鲁特·哈罗提交了毕业论文《被绑架、被强奸、被遗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日军慰安妇》,并获得博士学位。她根据自己的研究,写下了《慰安妇》这本书。她是《南京大屠杀》的读者。


2017年,《二十二》是中国第一部公映的慰安妇纪录片。我是《二十二》的观众,也是《慰安妇》的读者。

带着《二十二》给我留下的空,我开始阅读《慰安妇》。我用了一下午加一晚上的时间,读完了这本202页的书,内心升起一个声音:

如果我们根本不了解这段历史,何谈遗忘?


鲁特·哈罗对慰安妇做研究时,她发现,大多数欧洲及西方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听闻过“慰安妇”,或者所知甚少。


这是因为,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他们的国土上。我猜想(没了解过,只能猜想),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可能都没有发生过这么大规模、惨无人道地残害女性的事情。


作为非专业人士,我想写一点文字,记录一下我个人对那段历史刚刚了解的一些东西。


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日军在南京杀害了近30万中国人,期间大规模强奸妇女。慰安妇这种反人类的制度,是南京大规模强奸的衍生物。当时,日本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日军被迫掩藏他们恶行,同时积极构建一个新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既能解决日军的兽欲,又免于国际社会的批评。在这之前,日军就已着手建立“慰安妇制度”,尚不成体系。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军在各地建立了大量的“慰安所”,使日军系统性的强奸行为得以实现。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都参与了该系统的建设、招募、绑架以及“慰安妇制度”的组织建立。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当时日本外务省签发了用于运输妇女的旅行证件,卫生部给各个“慰安所”下发避孕套。


大部分慰安妇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朝鲜半岛地区、日本本土。由于日军在战败时大量销毁档案,要准确计算出慰安妇的总量较为困难。一些研究人员依据已有资料,推断慰安妇的总数在40万人以上,中国至少有20万人,日军“慰安所”遍及中国20多个省。


正如《慰安妇》中描述的那样,这些慰安妇是被以招募女佣、护士等宣传欺骗来的,哪怕来自日本的慰安妇,之前也根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还有一些是被日军绑架、强掠来的。一些幸存者,在地狱中侥幸存活。


一个又一个的幸存者勇敢地站出来,前往日本,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正式对受害者道歉并支付赔偿金。这是艰难的抗争之路。施暴者拒绝承认他们的恶行,还污蔑她们是“自愿的”。20年前,日本政府宣称,肇事者系单独的个体,既不是日本陆军也不是日本政府参与在这些事件中。所有的诉讼都以相同的结论告终:个人无权获得赔偿,以及这些行为已经失去时效。


日本政府拒绝道歉、拒绝赔偿。数十年过去了,施暴者依然逍遥法外。


正如有观众评价:她们在等公道,日本政府却等着她们死去。


03


安静地、长久地,坐着,看着这个世界。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不时咂咂嘴,嘴里几乎没有牙齿。


纪录片中,这是奶奶们最经常的身影。也许,这是所有老人的日常姿态。看起来都一样的平静。


可是,她们与别人不一样。经历了那场浩劫,她们的人生,再也回不到原来的轨道上。


原本,她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在某个乡村,或某个城市的角落里,结婚生子,生老病死。因为那场浩劫,她们有的流落异国他乡,有的再也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有的终生残疾。


这些还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她们遭受了一个女性所能遭受的最痛苦、最耻辱的经历。


我曾关注并报道过二战中国劳工的幸存者。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被掳掠至日本企业做苦工,毫无生命保障与人格尊严。他们也持续不断地起诉日本企业,要求道歉并赔偿。同样,他们也一次次被拒绝。


但他们与慰安妇幸存者不一样,他们没有被污名化污名化是我国所有遭受性伤害的女性最常遇见的问题。现在依然如此。我的一个女性来访者,六七岁时被一个老头性侵。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对此很冷漠。青春期时,她一不听话,母亲就骂她是妓女。


“无论你是自愿还是被迫,人们是不会在乎的,”她们说,“只要有人知道了你的经历,就会给你们家,甚至整个村子带来耻辱。千万要守口如瓶,不要让任何人知晓!”


《慰安妇》中,“慰安所”的稍年长女性这样告诫年轻的女性。纪录片提到,有些地方慰安妇幸存者被污辱性地称为“日本娘”。


《二十二》公映的时候,海报有四个字:深情凝视。可是,性伤害是最难凝视的,无论男人女人。纪录片中,与奶奶们一起出镜和发声的,是养女、儿媳、外人,都是非血亲。惟一的例外,是那个“日本儿子”。他终身未婚,因为他与母亲遭受着同样的污名。


无法凝视,不是因为事情太残酷,而是因为羞耻。性受害者会为无法保护自己,无法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而憎恶自己。羞耻感是一种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东西,时间可以抹去疼痛,但羞耻感始终存在。


我几乎无法想象,这些幸存下来的奶奶们穿越过怎样的羞耻之墙,才能抵达平静之境。也许,她们的内心,始终没有平静。


金学顺,一位韩国“慰安妇”幸存者,1991年8月14日首次挺身而出,公开讲述受害经历。她被视为韩国的“民族英雄”。这些公开自己的身份并讲述这段经历的奶奶们,都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她们都直视过,内心的深渊。


而那些污名她们的人,都缺少这种勇气。


04


“幸存者的数量正是日渐减少。日本政府理应拿出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

“慰安妇的历史不应随着当事人的死亡而消失。这本书承载的是那些鲜活的记忆。”

2012年5月,鲁特·哈罗博士在《慰安妇》后记中写道。

我感谢她写下的这些悲悯的文字,和她正义的呼吁。

奶奶们的生命经历,可以描述成一个很凄惨、很不幸的故事。同样,也可以把这些创伤故事,描述成重塑希望、乐观面对、充满积极意义的故事。

         

就像韦绍兰奶奶自己说的那样:

“这世界真好,就是吃野菜也要留着这条命来看。”

罗曼.罗兰说过,“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生活”。

奶奶们都是英雄。遭受过苦难的你,一定也能成为自己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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